我的这种担忧是事出有因的。当今哲学界的时髦是所谓后现代,而且各种后现代思潮还纷纷打出尼采的旗帜,在这样的热闹中,尼采也被后现代化了。于是,价值重估变成了价值虚无,解释的多元性变成了解释的任意性,酒神精神变成了佯醉装疯。后现代哲学家把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推至极端,被解构掉的不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学本身。尼采要把哲学从绝路领到旷野,再在旷野上开出一条新路,他们却兴高采烈地撺掇哲学吸毒和自杀,可是他们居然还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尼采一生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孜孜于为世界和人生寻找一种积极的总体解释,与他们何尝有相似之处。据说他们还从尼采那里学来了自由的文风,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涌流,是阳光下的轻盈舞蹈,他们的自由却是拼贴,是彩灯下的胡乱手势。依我之见,尼采在死后的一百年间遭到了两次最大的歪曲,第一次是被法西斯化,第二次便是被后现代化。我之怀疑后现代哲学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太时髦了。他们往往是一些喜欢在媒体上露面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独是尽人皆知的。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是,一个哲学家、一种哲学变成时髦终究是可疑的事情。

两年前,我到过瑞士境内一个名叫西尔斯-玛丽亚的小镇,尼采曾在那里消度八个夏天,现在他居住过的那栋小楼被命名为了尼采故居。当我进到里面参观,看着游客们购买各种以尼采的名义出售的纪念品时,不禁心想,所谓纪念掩盖了多少事实真相啊。当年尼采在这座所谓故居中只是一个贫穷的寄宿者,双眼半盲,一身是病,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写着那些没有一个出版商肯接受的著作,勉强凑了钱自费出版以后,也几乎找不到肯读的人。他从这里向世界发出过绝望的呼喊,但无人应答,正是这无边的沉默和永久的孤独终于把他逼疯了。而现在,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参观他的故居,来纪念他。真的是纪念吗?西尔斯-玛丽亚是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风景胜地,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所谓尼采故居不过是一个景点,所谓参观不过是一个旅游节目罢了。

所以,在尼采百年忌日来临之际,我心怀猜忌地远离各种外在的纪念仪式,宁愿独自默温这位真实的人的精神遗产。

20008

人类的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

洞里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