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作者的讲述饱含哲理,但他的哲理决非抽象的观念和教条,所以我们无法将其归纳为一些简明的句子而又不使之受到损害。譬如说,我们或许可以把全书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一种人生信念,便是要像孩子们那样凭真性情直接生活在本质之中,而不要像许多成人那样为权力、虚荣、占有、职守、学问之类表面的东西无事空忙。可是,倘若你不是跟随小王子到各个星球上去访问一下那个命令太阳在日落时下降的国王,那个请求小王子为他不断鼓掌然后不断脱帽致礼的虚荣迷,那个热中于统计星星的数目并将之锁进抽屉里的商人,那个从不出门旅行的地理学家,你怎么能够领会孩子和作者眼中功名利禄的可笑呢?倘若你不是亲耳听见作者谈论大人们时的语气——例如,他谈到大人们热爱数目字,如果你对他们说起一座砖房的颜色、窗台上的花、屋顶上的鸽子,他们就无动于衷,如果你说这座房子值十万法郎,他们就会叫起来:“多么漂亮的房子啊!”他还告诉孩子们,大人们就是这样的,孩子们对他们应该宽宏大量——你不亲自读这些,怎么能够体会那讽刺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悲凉呢?

我还可以从书中摘录一些精辟的句子,例如:“正因为你在你的玫瑰身上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她变得如此名贵。”“使沙漠变得这样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隐藏着一眼井。”可是,这样的句子摘不胜摘,而要使它们真正属于你,你就必须自己去摘取。且把这本小书当做一朵玫瑰,在她身上花费你的时间,且把它当做一片沙漠,在它里面寻找你的井吧。我相信,只要你把它翻开来,读下去,它一定会对你也变得名贵而美丽。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有两大爱好:飞行和写作。他在写作中品味人间的孤独,在飞行中享受四千米高空的孤独。《小王子》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一年后,他在一次驾机执行任务时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地球上再也没有发现他的那架飞机的残骸。我常常觉得,他一定是到小王子所住的那个小小的星球上去了,他其实就是小王子。

有一年夏天,我在巴黎参观先贤祠。先贤祠的宽敞正厅里只有两座坟墓,分别埋葬着法兰西精神之父伏尔泰和卢梭,惟一的例外是有一面巨柱上铭刻着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站在那面巨柱前,我为法国人对这个大孩子的异乎寻常的尊敬而感到意外和欣慰。当时我心想,圣埃克苏佩里诞生在法国并非偶然,一个懂得《小王子》作者之伟大的民族有多么可爱。我还想,应该把《小王子》译成各种文字,印行几十亿册,让世界上每个孩子和每个尚可挽救的大人都读一读,这样世界一定会变得可爱一些,会比较适合于不同年龄的小王子们居住。

20008

纪念所掩盖的在尼采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世界各地的哲学教授们都在筹备纪念活动。对于这个在哲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哲学界当然有纪念他的充足理由。我的担心是,如果被纪念的真正是一位精神上的伟人,那么,任何外在的纪念方式都可能与他无关,而成了活着的人的一种职业性质的或者新闻性质的热闹。

我自己做过一点尼采研究,知道即使从学理上看,尼采的哲学贡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打一个比方,西方哲学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寻宝者,两千年来苦苦寻找着一件据认为性命攸关的宝物——世界的某种终极真理,康德把这个人唤醒了,喝令他停下来,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向他指出,他所要寻找的宝物藏在一间凭人类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的密室里。于是,迷途者一身冷汗,颓然坐在路旁,失去了继续行走的目标和力量。这时候尼采来了,向迷途者揭示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件宝物根本就不存在,连那间藏宝物的密室也是康德杜撰出来的。但是,他接着提醒这个绝望的迷途者:世上本无所谓宝物,你的使命就是为事物的价值立法,创造出能够神化人类生存的宝物。说完这话,他越过迷途者,向道路尽头的荒野走去。迷途者望着渐渐隐入荒野的这位先知的背影,若有所悟,站起来跟随而行,踏上了寻找另一种宝物的征途。

在上述比方中,我大致概括了尼采在破和立两个方面的贡献,即一方面最终摧毁了始自柏拉图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开辟了立足于价值重估对世界进行多元解释的新方向。不能不提及的是,在这破立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哲学天才。譬如说,他对现象是世界惟一存在方式的观点的反复阐明,他对语言在形而上学形成中的误导作用的深刻揭露,表明他已经触及了二十世纪两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

然而,尼采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学理的探讨,而在于精神的示范。他是一个真正把哲学当做生命的人。我始终记着他在投身哲学之初的一句话:“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这句话是针对康德的。康德证明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真理的不可能,尼采很懂得这一论断的分量,指出它是康德之后一切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出发点。令他不满甚至愤慨的是,康德对自己的这个论断抱一种不偏不倚的学者态度,而康德之后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只满足于枝节问题的讨论。在尼采看来,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最高真理的寻求乃是灵魂的需要,因而仍然是哲学的主要使命,只是必须改变寻求的路径。因此,他一方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者,另一方面又是怀着广义的形而上学渴望的热情探索者。如果忽视了这后一方面,我们就可能在纪念他的同时把他彻底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