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19975

读书的癖好人的癖好五花八门,读书是其中之一。但凡人有了一种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不过,和别的癖好相比,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把人分为有读书癖的人和没有读书癖的人,这两种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

比起嗜书如命的人来,我只能勉强算作一个有一点读书癖的人。根据我的经验,人之有

无读书的癖好,在少年甚至童年时便已见端倪。那是一个求知欲汹涌勃发的年龄,不必名著佳篇,随便一本稍微有趣的读物就能点燃对书籍的强烈好奇。回想起来,使我发现书籍之可爱的不过是上小学时读到的一本普通的儿童读物,那里面讲述了一个淘气孩子的种种恶作剧,逗得我不停地捧腹大笑。从此以后,我对书不再是视若不见,而是刮目相看了,我眼中有了一个书的世界,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会使我眼馋心痒,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事情,等待我去见识。随着年龄增长,所感兴趣的书的种类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书的兴趣则始终不衰。现在我觉得,一个人读什么书诚然不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但前提还是要有读书的爱好,而只要真正爱读书,就迟早会找到自己的书中知己的。

读书的癖好与所谓刻苦学习是两回事,它讲究的是趣味。所以,一个认真做功课和背教科书的学生,一个埋头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都称不上是有读书癖的人。有读书癖的人所读之书必不限于功课和专业,毋宁说更爱读课外和专业之外的书籍,也就是所谓闲书。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自己的专业发生浓厚的兴趣,做出伟大的成就。英国哲学家罗素便是一个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伟大的成就的人,然而,正是他最热烈地提倡青年人多读“无用的书”。其实,读“有用的书”即教科书和专业书固然有其用途,可以获得立足于社会的职业技能,但是读“无用的书”也并非真的无用,那恰恰是一个人精神生长的领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从来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上课偷读课外书乃至逃课是常事。我相信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会和我有同感:一个人的成长基本上得益于自己读书,相比之下,课堂上的收获显得微不足道。我不想号召现在的学生也逃课,但我国的教育现状确实令人担忧。中小学本是培养对读书的爱好的关键时期,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却以升学率为惟一追求目标,为此不惜将超负荷的功课加于学生,剥夺其课外阅读的时间,不知扼杀了多少孩子现在和将来对读书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