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仿佛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年轻过。这一发现令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八十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我还到苏州凭吊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七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于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流连的地方,因为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

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一个巨大的工地。遭到覆灭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它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感伤的回忆寒酸得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

19973

临终的苏格拉底《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众人猜说纷纭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赵氏明白,他是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放心不下,恐费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茎。严监生果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奇怪的是,我由这个情节忽然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个情节。据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在狱中遵照判决饮了毒鸩,仰面躺下静等死亡,死前的一刹那突然揭开

脸上的遮盖物,对守在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弟子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这句话成了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后遗言。包括克里托在内,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只怕没有一个人猜得中这句话的含意,一如赵氏之善解严监生的那两个指头。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苏格拉底过得几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那样诲人不倦,与来探望他的年轻人从容谈论哲学,只是由于自知大限在即,谈话的中心便围绕着死亡问题。《斐多篇》通过当时在场的斐多之口,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天的谈话。谈话从清晨延续到黄昏,他反复论证着哲学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乐于赴死的道理。这道理归结起来便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是使灵魂摆脱肉体而获得自由,而死亡无非就是灵魂彻底摆脱了肉体,因而正是哲学所要寻求的那种理想境界。一个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于肉体的快乐,专注于灵魂的生活,他的灵魂就会适合于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也是把哲学称做“预习死亡”的原因所在。

这一番论证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对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来,天鹅的绝唱表达了临终的悲哀,苏格拉底却给了它一个诗意的解释,说它是因为预见到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诗意归诗意,他终于还是承认,所谓灵魂不死只是一个“值得为之冒险的信念”。

凡活着的人的确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惟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度。那个严监生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众人有说为惦念两笔银子的,有说为牵挂两处田产的,结果却是因为顾忌两茎灯草费油,委实吝啬得可笑。但是,如果他真是为了挂念银子、田产等等而不肯瞑目,就不可笑了吗?凡是死到临头仍然看不破尘世利益而为遗产、葬礼之类操心的人,其实都和严监生一样可笑,区别只在于他们看到的灯草也许不止两茎,因而放心不下的是更多的灯油罢了。苏格拉底眼中却没有一茎灯草,在他饮鸩之前,克里托问他对后事有何嘱托,需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他说只希望克里托照顾好自己,智慧地生活,别无嘱托。又问他葬礼如何举行,他笑道:“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我,愿意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吧。”在他看来,只有他的灵魂才是苏格拉底,他死后不管这灵魂去向何方,那具没有灵魂的尸体与苏格拉底已经完全不相干了。

那么,苏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后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蔑视肉体的苏格拉底竟要克里托在他的肉体死去之后,替他向这个司肉体的病痛及治疗的神灵献祭一只公鸡,这不会是一种讽刺吗?或者如尼采所说,这句话喻示生命是一种疾病,因而暴露了苏格拉底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曾怀疑一切超脱的哲人胸怀中都藏着悲观的底蕴,这怀疑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应验了么?

19974

《李白与杜甫》内外“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