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惟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19948

康德、胡塞尔和职称我正在啃胡塞尔的那些以晦涩著称的著作。哲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为现代现象学之父,他开创了一个半分天下、影响深广的哲学运动。可是,人们大约很难想到,这位大哲学家在五十七岁前一直是一个没有职称的人,在哥廷根大学当了十六年编外讲师。而在此期间,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逻辑研究》和《观念》第一卷,事实上都已经问世了。

有趣的是,德国另一位大哲学家,近现代哲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康德,也是一个长期评不上职称的倒霉蛋,直到四十七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在此之前,尽管他在学界早已声誉卓著,无奈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教授空缺总也轮不上他。

这两位哲学家并非超脱得对这种遭遇毫不介意的。康德屡屡向当局递交申请,力陈自己的学术专长、经济拮据状况、最后是那一把年纪,以表白他的迫切心情。当哥廷根大学否决胡塞尔的教授任命时,这位正埋头于寻求哲学的严格科学性的哲学家一度深感屈辱,这种心境和他在学术上的困惑掺和在一起,竟至于使他怀疑起自己做哲学家的能力了。

一个小小的疑问:且不说像斯宾诺莎这样靠磨镜片谋生的贫穷哲人,他的命运是太特殊了,只说在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为什么学术职称和真实的学术成就之间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假设我是康德或胡塞尔的同时代人,某日与其中一位邂逅,问道:“您写了这么重要的著作,怎么连一个教授也当不上?”他会如何回答?我想他也许会说:“正因为这些著作太重要了,我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没有多余精力去争取当教授了。”胡塞尔的确这样说了,在一封信中,他分析自己之所以一直是个编外讲师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他出于紧迫的必然性自己选择自己的课题,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屑费神于主题以外的事情,讨好有影响的人物。也许,在任何时代,从事精神创造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选择:是追求精神创造本身的成功,还是追求社会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历史,后者的判官是时尚和权力。在某些幸运的场合,两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时尚和权力会向已获得显著成就的精神创造者颁发证书。但是,在多数场合,两者往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需要花费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实的业绩受到足够的重视,决定升迁的还有观点异同、人缘、自我推销的干劲和技巧等其他因素,而总是有人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浪费宝贵的生命的。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对于康德、胡塞尔来说,职称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丝毫无损于他们在哲学史上的伟人地位。就像在莫里哀死后,法兰西学院在提到这位终生未获院士称号的大文豪时怀着自责的心情所说的:“他的荣誉中什么都不缺少,是我们的荣誉中有欠缺。“然而,康德、胡塞尔似乎有点看不开,那默想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智慧头脑,有时不免为虚名的角逐而烦躁,那探寻着真理的本源的敏锐眼光,有时不免因身份的卑微而暗淡。我不禁想对他们说:如此旷世大哲,何必、何苦、何至于在乎许多平庸之辈也可轻易得到的教授称号?转念一想,伟人活着时也是普通人,不该求全责备。德国的哲学家多是地道的书斋学者,康德、胡塞尔并不例外。既然在大学里教书,学术职称几乎是他们惟一的世俗利益,有所牵挂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目睹周围远比自己逊色的人一个个捷足先登,他们心中有委屈,更属难免。相比之下,法国人潇洒多了。萨特的职称只是中学教师,他拒做大学教授,拒领诺贝尔奖金,视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富贵如粪土。不过,他的舞台不是在学院,而是在社会,直接面向大众。与他在大众中的辉煌声誉相比,职称当然不算什么东西。人毕竟难以完全免俗,这是无可厚非的吧。

可是,小事终究是小事,包括职称,包括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什么是大事呢?依我之见,惟一的大事是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