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周月我已回城,但我答应早则明天,晚则后天,就会回去,就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做些调查工作。周月千谢万谢,说大哥你真是好人。

第二天我没能回去,拖住我的还是我家那个装修工程。在付款前的验收中我发现多处假冒伪劣,于是找来工头口干舌焦地一通交涉,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算达成妥协。我先交些钱,他们也返返工,互相作了并不情愿的让步。

和施工队的艰苦交涉使我差点对姜帆的观念点头称是,姜帆说得也许没错: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施工队接活前热情洋溢的承诺余音未落,对我倍加优惠的关照言犹在耳,可在验收结帐时,居然全像川剧变脸似的,甚至连个甩头吆喝的掩饰都无须再有,表情就瞬时一换。也许阿菊也说得没错,这年头谁要真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如果两个人当中只能活一个,那人人都想自己活!

我到第三天中午也没能把家里这一摊“烂尾”料理清楚,但我不得不扔下一切返回医院。我这样匆忙赶回清水湖的原因并非放心不下信诚的身体,也非急于完成周月交待的“任务”,而是因为午饭后我突然接到李秘书的一个电话,这位一向四平八稳的李秘书用从未有过的慌张,在电话中向我通报了一则让我也不能不慌的消息——凌信诚失踪了。今天上午李秘书到医院准备向他报告给姜帆付款一事的办理情况,不料病房里已是人去屋空。一同失踪的还有信诚的保姆,幸亏那个有力气也有主见的保姆也失踪了,这让人们的紧张多少有了一些缓解,猜测信诚至少目前尚且平安无恙,猜测他大概是让保姆陪着,去了什么地方。

至于信诚的去向,李秘书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电话里说不清楚,希望我尽快过来一下。于是我没再多问,扔下家里的乱七八糟,就搭车赶过去了。

到达清水湖后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在李秘书手中吃惊地看到信诚留在枕下的决诀宣言,这一纸别书使我们放弃了一切侥幸,明确地意识到他真的走了。

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上午就接到了报警,在我赶到医院时他们刚刚撤离。他们向医生、护士、医院的保安以及信诚的司机等有关人员详细了解了情况,分析信诚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是怎样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麓湖边突然人间蒸发。直到收拾床铺的护士在枕下发现了那封短信,警察们才找到根据似的如释重负。看来这个早上在他们的管片里并未发生原来分析的绑票案件,这场虚惊的真相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的厌世出走。

警察们随即撤了,走前对李秘书和司机说道:“你们先自己找找他吧,这小伙子大概受了什么刺激,也许过几天冷静了他会自己回来。”

我从李秘书手上接过信时李秘书恰被医生叫走,医生们急着与他交涉信诚应付未付的住院费用。我在二楼空无一人的观景阳台静心阅读了信诚的手迹。这封信没有台头,不知写给谁的。或许,他是写给所有人的。

我走了。我看见了我的爸爸妈妈。我想念他们。

现在我已经决定,在我去见父母之前,必须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所以我要让自己最后过得清静。这里的所有人都让我害怕,他们都在撒谎,让我不敢相信,还有哪一个笑容,会是真的。

真正爱我的人,只有我的父母,我也爱他们,我特别想他们!我特别想他们!

凌信诚这封短信,让我看到了凌信诚的滚滚热泪,也看得我自己心里阵阵发凉。

我,还有周月,还有小梅,还有医生和护士,还有秘书和司机,还有上海的姑妈,还有其他很多人,对信诚的笑容,都出自真心,出于善意,但信诚还是感到怀疑和恐惧。也许他短短的人生,确实经受了太多的谎言,太多的阴谋诡计,所以他陷人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他像他的孩子乖乖那样,对真情拥抱的双手,也产生了条件反射的惊恐。也许,他的不幸还源于他的财富,他太有钱了,所以他摆脱不了那些明争暗斗,那些卑鄙心机。难怪有些社会学家把一千五百元人均收入,作为中国城市家庭幸福与否的分界之一。金钱的过与不及,都易造成人际关系的失范与家庭的不幸。财富太少,生活过于窘迫;太多,又令人想人非非。金钱数额一旦超过生活必需,它的冷酷和兽性,便会显露无遗,它导致的丑恶与贪婪,就会层出不穷!

信诚究竟去了哪里?

我和李秘书,以及医生和护士,都把怀疑的线索,锁定同一个方向。因为我们从一位夜班护士的口中,得知昨天晚上有四个男人突然来访,并且在病房的里间,一直与信诚单独交谈。其间护士进去给信诚送药,行至外屋便被保姆阻拦。护士把药交到保姆手上的时候,隐约听到里屋的只言片语,护士据以猜测,那四位神秘客人全是信诚叫来的律师。

根据我们分析,信诚应是今天清晨脱身出走,而出走前夜密晤律师,想必不会不谈自身的动向。当天下午我与李秘书一道,去了位于复兴门附近的中亚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以前曾到清水湖来过的那两位律师。那两位律师一位姓林一位姓韩,一个人到中年一个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似乎早已猜到我们的来意,未多绕弯便介入正题。

“凌信诚昨天确实直接给我们打了电话,说有急事要我们赶到清水湖去。他也确实和我们谈到了他要离开医院的想法,但是,”姓林的律师说:“但是他什么时候走,走到哪里去,我们一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