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出监区,走出看守所那扇巨型的铁门,上了周月开来的汽车。上车后周月发动了车子,却没有立即踩下油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车窗外一群在街边站牌下等车的少年,正为什么事情争论得眉飞色舞,使得群楼一角的那片晚霞,也因此显得生气勃勃。

但周月的神色却异常暗淡,这让我不得不开口探问:“谈得怎么样呢,你们?”

周月缓缓吐气,答非所问:“她生病了。脸色不好,身上发冷。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她就哭了。”

“为什么?”

“她说她没想到我会摸她的额头。”

是的,优优没有想到周月还会到狱中看她,更没有想到周月还会伸出手来摸她的额头。我从与我聊天的狱警口中,得知优优的死刑将在明天执行。也就是说,这是她的最后一个黄昏。我敢肯定优优在押回牢房的路上,和我们一样目睹了晚霞的绚烂,但我不能想见她此时的心情,是充溢着心满意足的宁静,还是更加伤感悲痛。

“我刚才和看守所的民警说了,他们答应马上带优优去卫生所看病。”周月说:“就算她明天就要执行,可她今天还是一个活人,还要实行人道主义。”;

我看着周月那张年轻的面庞,那面庞使我对警察这样一个职业有了美好的想象。这个想象并非正统概念中的英勇无畏,以及传说中的辛苦刻板,而是一种人性的亲切和柔软,非常动人。

这个美好的感觉让我对警察以及周月都产生了兴趣,我问周月明天是否休息,明天是个星期天,周月应该和今天一样,不用上班。我想约他和那个为优优辩护的律师小梅一道,聚聚聊聊。我说和他们聊过之后我的那部关于优优的小说,也许就可以写出结尾了。

周月问我:“你打算怎么写她?怎么让她结尾?”

我知道,周月说的这个她,不是小说,而是优优。

我说:“我想我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人,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算真实。我想请你们也帮我分析一下,优优怎么就走上了这条绝路。”

周月定定地看着我。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突然他把一句意外的话,不假犹豫地说出口:“我不相信优优真的杀了那个小孩!”

这句话从周月口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很特殊。不知因为他是公安的人,还是因为他是优优爱着的人;也不知他这样说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智,还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情感。

我没有点头呼应,也没有摇头反驳,我只提示了一句客观的形势:“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明天无论如何,就是优优的大限。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到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月无言对答,沉默片刻,却执著了自己的情绪:“我想这事不该这样算完,我想帮优优好好调查调查。就算她已经死了,如果能搞清这事不是她做的,也要还她一个清白。优优曾经给过我一次生命,我也应该为她做点什么。”

周月的这个态度,我无由反对,我还建议他明天可以再听听小梅的看法。小梅作为优优的律师,曾经深人研究过这个案子,应该听听她的感觉。我这样说其实并不代表我赞成周月的判断,说实在的我就是有半点翻案的信心,也知道为时已晚。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茶馆。我来做东,请周月和小梅品一壶当年新下的明前绿茶。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案子,刚刚产生分歧,小梅便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法院打过来的,要小梅到法院来谈点事情。事情当然是关于优优,因为小梅是优优的律师。

于是我们浪费了那壶刚刚泡开的好茶,和小梅一起前往法院。到法院后小梅进去谈事,我和周月在门外的街边等她。在等她的时候我们又聊起这个案子,周月已经成了少数分子。因为小梅刚才的态度和我相近,认为控方证据阵容强大密不透风,而且案发时间距今已远事过境迁,要想推翻更是难上加难。周月在理论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始终固执己见,口风不改。好在我们没有过多争论下去,想想此时,优优恐怕已经押赴刑场,刑场上枪响的余音大约也已散尽,我们的争论因此愈发缺乏现实的热情,也愈发显得沉重和无谓。

我们在街边争论少时,沉默良久,终于看到小梅从法院大门走出,脸上的表情难以揣测。周月闷闷地问道:“是关于丁优的事吗,他们找你谈了什么?”

小梅喘了口气,语出惊人:“优优本来今天上午执行枪决。但今天早上,枪决的命令已被暂停。”

“暂停?”我和周月几乎同声惊讶:“时间又往后拖了?”

“不是拖,而是要向最高法院申报取消这个命令。”

“取消?因为什么?”

“因为优优昨天被送到医院看病,得到了一份医生的证明,证明她已经怀有身孕。根据法律规定,怀孕的人不适用死刑!”

我和周月半天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们似乎还不能立即适应这个生死一瞬的变动。当我们都以为优优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成枪下之鬼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生命而重获新生。

那天中午我和周月与小梅共进午餐。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啤酒。我们在杯觞之间继续了早上的争论,所不同的是争论的对象已不是一具尸骨而是一个活人,争论所追求的目的已不是能否还其名誉的清白而是能否还其自由之身。我和小梅仍然对彻底翻案持悲观态度,周月虽然也不乐观,但他直到桌上杯盘狼藉之后依然坚持表示要为优优尽些绵薄之力。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何况,这匹马已经肯定不会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