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信诚的心情,我明白他还爱着优优,所以他的直觉到目前为止,依然被这种感情控制,他不相信优优会杀他的儿子,他不相信优优会干这事。

我毕竟不是公安人员,我毕竟不是办案民警,对他的直觉我无法呼应或者反驳,无法表示是与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笼而统之地劝他相信法律,以证据为准。我告诉他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开庭。这种案件按规定一律公开审理,到时一切证据都会公之于众,一切真相,都会随之大白。

在与凌信诚通话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说件事情,是关于优优的案子,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放下电话之后没有耽搁,立刻接对方在电话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检察院办公的地方。在一间相当正规的接待室里,我受到了检察院一位官员的接待。尽管我一路上预想了多种可能,但那位官员话一出口,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请问您与凌健安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丁优是什么关系?”

那位官员这样问我,我想了一下才镇定回答:“我们算是朋友关系吧,普通朋友的关系。”

官员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证,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证后向我问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岩吗?”

我说:“对。我因为要写一部小说,描写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长和遭遇,所以经人介绍,认识了丁优,对她进行过几次采访……”

我这样说明我和优优认识的过程,意在让对方了解我们彼此的关系,但在这位检察官听来,我也许犯了怕被连累的嫌疑。

检察官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腔调也是例行公事,他说:“凌健安被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现已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为自己指定辩护人。现在,本案犯罪嫌疑人丁优委托你担当她的辩护人,你同意接受这个委托吗?”

我吮地一下愣了,愣了半天不知该如何表态。我知道为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辩护,早已不算什么丑事,但我还是万分踌躇,因为这样一个差事实在非我所长。

但我对优优,确实交往已久,已经真的成了朋友。作为朋友,特别是她一直以来以兄长事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

那位检察干部,继续不动声色地发问:“你接受吗?”

我在慌乱中下意识地点头,却又提出一个要求:“我没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决定接受之前,能否当面见见丁优?”

检察人员马上回答:“可以。你回去等我电话,我安排好了马上找你。”

我没想到现在检察机关的效率竟然快得出奇,当天下午,其实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接到检察官的通知,同意我下午到分局看守所去,会见优优。

我和优优的会见安排在一间看上去是专门为会见而用的小房间里,优优被带进来时我吓了一跳,她比我上次见她,至少瘦了十斤,身子突然变得异常娇小单薄,只是脸上气色比我想象的要好,进屋见我在座甚至还咧开嘴高兴地笑了。

她主动开口:“大哥你来啦。”

我站起来答应:“啊。”然后说:“坐吧。”

我们隔桌而坐,优优又笑,像见了亲人似的。她说:“谢谢你来,海大哥。”

我也笑笑,说:“你还好吗?”

她说:“啊,还好。北京的警察,总归又不打骂人的。”

我不再闲聊,介入正题,我说:“你请我当辩护人的事,检察院和我说了。我是觉得,我不是个专业律师,我对法律……”

优优打断了我的推辞:“海大哥,我不是请你当律师,我只是想见见你。”见我愣了,她又说:“我是想求你帮我找个人,让他来为我做辩护。”

我很是意外,怔怔地问道:“你想找什么人,为你做辩护?”

“我想找周月,我想让他给我做辩护。我怕通过检察院的人去请他,他肯定不来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您。我想请您替我找找他,替我好好求求他,我想他也许会来的。你是个大作家,说话能说到点子上。”

我有些不解地问:“可周月也不是个律师呀,你为什么不请个专业的律师呢。如果你没钱请不起,法院是可以为你请个免费律师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有规定,像你这种……”我刚想说“像你这种要判死刑的人”,可话没出口又收住了,支吾了一下改口说:“像你这种情况的,法院必须要请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你义务辩护的。”

优优低了头,说:“可我就想让周月来辩护。我想了好久好久了,我想也许是我欠了信诚父母的两条命,所以老天爷非要罚我死,让我到阴间给他们当牛做马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想请周月来,不管他辩得成辩不成,至少我还能见他的面。”

尽管我面对的是一个杀人犯,尽管这个人已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善良耿直的小女孩,但当她说到她的偶像时,那种闪闪发光的眼神里,还是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东西的。我想优优的故事再一次证明这个世界上,很多已被我们认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表象的、暂时的和易变的,就像我看到的优优和想象的优优,与真实的优优,竟有多么不同。

但我毫不怀疑优优对周月的情感确实出自真心实意,那情感的动人之处,恰是在于精神之恋的那份纯洁,在于那份纯洁竟然保持得如此持久。也许正因为优优对周月只是一种精神爱慕,所以这种爱慕和追求,才始终美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