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优优又问:“要治得花多少钱?”

姐夫说:“这才治了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

优优问了声,无话再问了。

姐夫把眼睛抬起来,现在轮到他问优优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优优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八百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两千?”

“两千是过去。”优优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两千块钱的由来,她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过来了,和姐夫一样盯着她看。她故意低头装剩菜,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眼神躲来躲去的。

姐夫说:“那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优优这才把目光正过来,看看姐夫,又看看大姐,她说:“没了。”

“没了?”姐夫不相信地问:“你一个月挣两千,两个月挣四千,怎么会没了?你两个月花四千?你吃钱呀!”

大姐见姐夫声气大了些,轻声慢气地调和道:“优优也很不容易,一个月挣两千肯定要送很多礼。再说她一个人在外面,点点滴滴都要钱,不比咱们在家里。再说这又快到月底了,月底谁的手里都没钱。优优,你刚才说过去挣两千,为什么现在就剩八百了?”

“两千是因为我打两份工,现在有一份工我做不了,所以我以后只能拿八百。八百还不一定拿多久呢。”

大姐转头悄俏看姐夫,姐夫问头抽着烟屁股。

优优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大姐的尴尬,姐夫的失望,他们一家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都是她造成的。她很想说两句什么话,或做些解释之类的,来挽救全家的心情,来减轻自己的压力,但她说出来的话,反而把气氛弄得更坏了。

她说:“我前两天,前两天手上还有一千多呢,后来借给德子了。因为德子找了个好工作,要交一千块押金的……”

“什么?”姐夫扔了烟头叫起来:“你好大方啊,你不知道我们要来么!是我们跟你亲,还是德子跟你亲?德子不是阿菊的男人么,你凭什么要给他钱!”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要来呢,我要知道了……”

“那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病么,你姐姐病得要死了你不知道么,你姐姐养你这么大她要死了你管不管?”

姐夫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大得周围的人都停下咀嚼看他们。大姐拉扯姐夫不让他再说了,但没用。姐夫继续说下去,内容还是重复的,重复则是表达气愤的。

优优哭了。她不知是哭大姐,还是哭自己。

因为周围人太多,优优没有哭出声。她心里原来没想哭,是眼泪自己流出来。

优优的眼泪让姐夫停了嘴,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我也是为了你大姐,我也是实在没法子。”

大姐再次劝姐夫:“那你别怪优优嘛,她也没法子,谁让我得了这个病。我们这次到北京,能见到优优就行了,就放心了。我这病我自己最清楚,治不治都不要紧,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姐夫又瞪了眼,骂大姐:“你讲这个啥意思。你不治能站着走到北京来?你不治你就不要在这里疼那里疼地磨牙齿,我听也听得烦死了。”

大姐说:“我不是没再说疼了么,我不是一直没再说疼了。”

大姐又转脸对优优说:“我们这次来北京,也不完全为治病。病么,有钱就治

治,没钱就养养,不是了不得的事。我们来北京也是为了你姐夫,咱们家的店办不下去了,‘你姐夫又跟人打官司,人家天天上门来逼债,我们索性躲出去。我也是觉得你姐夫这样能干的人,应该到北京来闯一闯,只要这边有事做,你姐夫一定能挣到钱,他以前挣过很多钱你都知道的。优优,你相信你姐夫能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