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十年之遥。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

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生产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的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

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沼谠?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太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的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的。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

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的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值,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过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有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

黄金作为中国的镇国之宝,具有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会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

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