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2.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

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WarwickUniversity)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1973年5月会议时的1300亿美元,暴涨了5倍,到1982年时达到了惊人的6120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口产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拯救他们,还有加大出售他们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债务清偿的过程。

墨西哥总统波提罗(LopezPortillo)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美国际银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与之相随的低原材料价格这对“剪刀的双刃来扼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泯灭其余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他进一步威胁要带领发展中国家停止债务支付。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