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于慎行
  • 姓名:于慎行
  • 别名:字无垢,一字可远
  • 性别:
  • 朝代:明代
  • 出生地:东阿(今属山东) 人
  • 出生日期:1545
  • 逝世日期:1608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于慎行(1545~1608),字无垢,一字可远,别号谷山。东阿(今属山东)人。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8)。其先世本登州(府治今山东蓬莱)人,明时才迁至东阿。父于玭,官至平凉府(府治今甘肃平凉)同知,以清正廉洁著称。于玭娶妻刘氏,生于慎行。于慎行11岁时,其母刘氏不幸病逝。这对于于慎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于慎行将母亲生时的言行记录下来。每次读时,都悲痛不止。


嘉靖三十八年(1559),14岁的于慎行试童子科,在郡、县都是第一名,乡人大异之。朱维京之父让于慎行、于达真同朱维京一起跟从郑日休学习。经过郑日休严格的教育培养,于慎行的学识大有长进。嘉靖四十年(1561),于慎行参加省试,主试者因其文太奇,故意压制他,于慎行仅得第六名。隆庆二年(1568),于慎行中进士,选庶吉士,师从殷文庄、赵文肃,殷文庄善词章,赵文肃善经济,两人情趣不同,但都非常器重于慎行。


隆庆四年(1570),于慎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纂修《世宗实录》。隆庆三年(1572),又奉令纂修《穆宗实录》,万历二年(1674),《穆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功被赐金币,并晋升为翰林院修撰。随后,于慎行被推举为皇帝日讲官。在封建社会,皇帝为了接受历史教训,研讨探索治国之道,特设经筵日讲。这实际上就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在讲席之上,除了对经史进行讲读研究之外,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按照旧例,皇帝的日讲官都是由翰林院的大僚充当,于慎行能以史官的身份充当日讲官,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


当时,神宗皇帝刚刚即位不久,对朝政颇感新奇,尚能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每当开讲之日,神宗总是早出晚休,孜孜不倦。与于慎行同时充当日讲官的,都是当时的一些名流,他们的讲授,对神宗大有裨益。当时,于慎行主讲唐史,每讲到唐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之处,于慎行总是反复论说,神宗也总是竦然而听。


有一次,于慎行讲授刚刚完毕,神宗就取出御府所藏的一幅画来,让他在上面题诗。这使于慎行十分为难。于慎行虽精于诗,但却拙于书法。不题则违皇帝之命,题则自己的书法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于慎行无计,只好自己写好诗,再请善书法者题于画上。后来神宗曾问起此事,于慎行则如实作了回答。神宗十分赞赏于慎行的率直与坦诚,即刻亲笔书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赠给他。这四个字出自《孟子·离娄篇》,原文作“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用仁义来要求君主叫作恭,向君主陈述善事、堵塞异端叫作敬。神宗的题字,既是对于慎行的肯定,又是对他的希望。


万历四年(1576),于慎行进为翰林院侍讲。五年(1577),《世宗实录》修成,于慎行因劳加俸一级。这年的九月十三日,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按照封建礼法,从闻丧的这天起,张居正就应该回家守丧27个月,在这期间,不能为官、嫁娶、应试,这叫作守制。但是,神宗皇帝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的新政,也正在实施;他本人不愿意离开京师,恐怕一旦离开会有人谋算自己。于是他便同大太监冯保制造了一个“夺情”之局。夺情,即守丧未满而朝廷强迫出来做官。这是不合乎封建礼法的事情。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茅。他们分别上疏,弹劾张居正。这实在是张居正难以容忍的事情,为了尽快扼制此风的蔓延,他伙同冯保,决定对四人进行廷杖。四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后,一些朝臣极力疏救。于慎行也联合了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李长春、田一、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人上疏申救,可惜他们的奏疏被阁臣吕调阳从中阻挡,无法呈上。


于慎行等人的上疏是于慎行拟就的。张居正知道这事后,心中十分气愤。但是于慎行毕竟是皇帝的日讲官,一时也无可奈何于他。最后张居正终于找了个理由,将于慎行训斥了一顿。张居正说道:“您是我所推重的人,难道也跟随别人干这种事么?”于慎行没有被张居正吓倒,正色道:“您推重我,所以我才这样报答您。”张居正听了,气得脸色发青,大怒而去。


这年的十一月,朝廷因星变考察百官。张居正因夺情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这下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借考察之名,张居正利用职权,将上疏申救吴中行等四人的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人统统贬谪。于慎行在这次考察中虽然未被贬谪,但张居正却处处排挤他,于慎行无奈,便于万历七年(1579),引疾回归乡里。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家居接近4年的于慎行在张居正死后,奉诏入京,仍旧充当日讲官。当时,充当日讲官者共有6人,都是于慎行的同年,但其他5人官职和俸禄都高于于慎行。过了许久,于慎行才被进升为左谕德。


张居正在世时,推行新政,辅佐神宗治理天下,其功卓著。但同时他也树了许多政敌。在他死后,这些政敌纷纷粉墨登场,趁机弹劾他。隆庆二年(1568),辽王朱宪被废为庶人。这事与张居正并无多大关系。张居正死后,由朱宪的次妃王氏(时朱宪已死)出面,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亲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疏中除了为辽王辩冤外,还称辽王府原有金宝万计全部为张居正家所有。贪财的神宗看到这句话,即刻下令司礼监张诚、刑部侍郎丘等人,前去查抄张府。


查抄张府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许多官吏为张居正求情。于慎行是在张居正的排挤下才乞罢回家的,张居正死后他完全可以借机发泄私愤、落井下石。但他没有这样做。当他得知丘奉令查抄张府时,便马上给丘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于慎行写道:张居正一生殚精竭虑,为国家效劳。其是非功过,当另当别论。在任职其间,张居正即使接受过别人的贿赂,但也屈指可数,其家所藏,连冯保家藏的万分之一也不到。倘若您想称职尽责地完成皇上的任务,那么张居正家乡的人必定全被牵连进去。张居正有八十老母在堂,他的孩子也都是些读书之人,涉世不深。抄没其家产之后,必然会颠沛流离,这真是让人心酸的事情。望您疏请皇上,对张居正的家人予以宽恤,以推广明主帷盖之恩,成全大臣簪履之谊。


于慎行的这封信,写得语气极其恳挚。在当时,张居正的一些政敌,趁机推波助澜,必欲置张居正家人于死地而后快,于慎行敢于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的。而他这种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优秀品格,也受到了时人的称赞。


张居正死后,于慎行的官运还算不错。万历十三年(1585),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万历十四年(1586),晋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讲学士,不久又转为左侍郎。万历十七年(1589)改为吏部,掌詹事府。刚刚到任,又被擢为礼部尚书。


神宗不喜欢王恭妃及其为他生下的皇长子朱常洛,而宠爱郑贵妃及其为他生下的三子朱常洵。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也企图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礼法的做法,激起了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册立谁为太子,成了朝廷大臣与神宗斗争的一个焦点。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皇长子已经9岁了。神宗实在难以抵挡朝廷大臣的压力,便于十月二十一日传旨:册立之事,定于后年春举行。


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神宗一直施用拖延术对付朝廷大臣。这一点,朝廷大臣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神宗传旨的第二天,已作了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就上疏催促神宗速决大计,他在疏中写道:“圣人办事,必定顺乎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


神宗为了防止朝廷大臣上疏,在传旨的同时,还下令大臣不许上疏激扰,并声称越发上疏激扰则越发推迟册立日期。神宗是想借此钳制朝臣之口,没想到传旨后的第二天就有人上疏,这可把神宗给气坏了,便下严旨将于慎行斥责了一通。


可是于慎行偏偏没有被神宗吓倒。第二天又上了一份奏疏。疏中写道:“册立太子,本来就是礼部的职掌,臣等不言,那就是臣的罪过,望陛下迅速册立东宫,并将臣放回田里。”对于于慎行这种带有要挟意味的催促,神宗实在难于接受。怒气冲天的神宗传旨:“你等职掌典礼,要挟怀疑君主,罪责难逃,各罚俸禄三个月。”于慎行因为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连同他的属僚一起,最终竟受到了如此惩罚,他实在难以接受。这时的于慎行,已经觉得时不可为,遂萌发了乞罢的念头。山东举行乡试,考试尚未举行,而典试者之名已传了出来。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泄漏典试者之名。于慎行是礼部尚书,便首先引罪乞休,疏凡九上。神宗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允其离去。


于慎行又一次从京城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从万历十九年(1591)罢职,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新被起用,于慎行在家乡整整度过了17个年头。在这17年里,他专心著述,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游览家乡的山山水水,创作了大量诗文。在这17年中,朝廷大臣虽然屡次推荐他,但他都未被重新起用。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两位阁臣同时离去,内阁中只剩朱赓一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神宗下令推举阁臣。于慎行与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于慎行再三推辞,未获允许。当时,于慎行已有病在身,便带病上路了。


按规定,新任阁臣到京,必须先见皇上,当面谢恩,方能入阁办事。当时,于慎行已经63岁,加之病魔缠身,廷谢之时,连跪拜他都觉得十分吃力,动作极其迟缓。他自知这样不合礼法,便上疏请罪。神宗温旨劝慰,并令他马上入阁办公。


于慎行已卧病在床,确实已病得不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便草就了一份遗疏,请求神宗亲近大臣、补充言官,起用被罢的旧官。写完之后,他传来自己最亲近的门人,让他抄写了一遍。门人刚刚抄写完毕,就听见于慎行大喊:“我最终也不能报国了!”几天之后,于慎行便去世了。听到于慎行去世的消息,朝野上下都很悲痛,为他的逝世深表痛惜。神宗对他深加悯悼,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性爱读书,至老不倦。他不仅仅是一个正直的官吏,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慎行最熟悉历代典制,当时的许多大礼,都是由他裁定的。嘉靖时,孝烈后死后升入祖庙,附祭于仁宗。万历改元,穆宗升入祖庙,附祭于宣宗。于慎行认为这不符合典礼,便作《太庙祧迁考》,授引晋、唐、宋历代典制,反复申说。其立论雄辩精核,虽然未被施行,但当时的人都佩服于慎行懂得典礼。


于慎行又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论著主要有《谷山笔麈》、《读史漫录》、《兖州府志》等。《谷山笔麈》主要记述明代万历之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制、释道、边塞等内容。其中对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史实,特别是官吏的互相排挤,官场的黑暗腐败,多出于于慎行自己所见所闻,对于研究明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读史漫录》一书,则评论历代史事,上自伏羲,下至宋元,持论平实允当。《兖州府志》是他编纂的一部地方志,其特点是体例谨严、资料翔实、考证精确,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多有记述,是明代地方志中较为优秀的一部。


于慎行还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反对复古主义和模拟风气。他曾说过,唐人并没有模仿古乐府诗,唐人创作的乐府诗,只不过是借古乐府之名表达自己的胸臆;五言诗在魏晋时,也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今人要一味地模仿,那就太愚蠢了。他的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诗文则平和淡雅,从容旷达。《明史》本传中曾这样说:“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在词馆中,于慎行与临朐(今属山东)冯琦文学并为一时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