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

施耐庵
  • 原名:彦端
  • 字:肇瑞
  • 号:耐庵
  • 性别:
  • 朝代:明朝
  • 出生地:泰州兴化人
  • 出生日期:1296
  • 逝世日期:1370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水浒传》

简介


施耐庵(约1296~1370)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生平


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籍贯江苏兴化人。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中国古代著名作家,元末明初人,长篇古典小说《水浒传》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等,另有《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


其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施耐庵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


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施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始迁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驹西落湖(今江苏省兴化市新垛镇施家桥村),并请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有罗贯中续写。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施耐庵这个人还是有的,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苏,名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1296)年,少年聪慧,写得一手好文章,后为至顺辛未科(1331)进士,也曾在钱塘做官两年,因一身抱负未得施展,不合于当道权贵,弃官归隐,闭门著述。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元亨交情不错,卞向张推荐施耐庵做其幕僚,但施在多次延请后仍不应征,据说张士诚还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他,见他正在书房撰写《江湖豪客传》一书,即《水浒传》也。后来张士诚兵败,施耐庵为避祸,举家迁徙到淮安,继续著述以自娱。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下诏书请他出来做官,但他仍然坚持不出仕,在当地积德累行,名声极佳。他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


故事


在写《水浒传》之前,虽然有点才气,但施耐庵混得却很惨,名字也是不见经传的“施子安”。在元末明初那个年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每个年轻人的最高理想,更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标志。不过年轻的施耐庵却远没他的苏州老乡唐伯虎那么幸运,十年寒窗,鼓捣来鼓捣去连个秀才的功名也没落着。对朝廷的看法和对社会的心理由此失衡。


更雪上加霜的是,失败的爱情也不期而至。18岁那年,小施迷上了邻家女孩金莲莲。按照现在的说法,不久两人就偷偷坠入爱河。可由于莲莲的母亲一心想让女儿攀个有钱人家,爱情最终还是输给了金钱。见最后一面时,莲莲用酷酷的表情对施耐庵说,子安哥,别恨我,我真的想过好日子,都不容易……这句话让年轻的施耐庵偏激地感到,女孩子都是靠不住的。


经别人介绍,第二次,施耐庵遇到了一个叫潘巧巧的姑娘。要说巧巧这女孩子,第一面就看上了小施,可巧巧天生是个追求爱情自由的姑娘,所以在和施耐庵周旋的同时,她又和别人好上了。尽管施耐庵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银子,但巧巧最后连个屁也不放就寻找自己的幸福去了。这让施耐庵再次受伤。经受两次刺激后,施耐庵才由原来的施子安改名为“耐庵”,有点遁入空门的意味。


不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无奈之下,施耐庵到城外十字坡找梁山泊大客栈的掌柜王伦,想寻个记账之类的差事,算是打工挣钱娶媳妇。不想这王伦也是个不及第的秀才,文人相轻,居然把施耐庵奚落了一通,而他的老婆孙氏更是把施耐庵推出了店门,让施耐庵好没面子,几乎对王伦和孙氏恨之入骨。


又过了几年,依旧落魄的施耐庵委曲求全,娶了卖豆腐的寡妇顾大嫂为妻,终其一生。这顾大嫂虽然性子烈,属于稍不顺遂便拿鞋子满街追打老施的主儿,但总算还支持施耐庵走文学创作之路。谁曾想过,这些不幸的经历却刺激了老施的创作灵感,洋洋洒洒一部《水浒传》很快杀青,成为畅销书。不过文人嘛,难免小心眼,所以在人物和情节安排上就有了以金莲莲、潘巧巧为原型创作的潘金莲、潘巧云两个偷情荡妇形象和顾大嫂、孙二娘两个野蛮女友典型。而十字坡的店自然是黑店,王伦则是因为心胸狭窄被杀!由于那个时代人们维权意识很弱,早已当上奶奶的金莲莲、潘巧巧以及王伦、孙氏等得罪过施耐庵的人虽然窝了一肚子火,但却无法去告官说老施影射他们、丑化他们、诽谤他们!倒是因为看到施耐庵把扈三娘描写得很可爱,顾大嫂起了疑心,追问起谁是该形象的原型,施耐庵战战兢兢地说,那是自己理想中的好女子形象:漂亮、有能耐、重情意、不记仇,纵使家人被强盗杀害也要坚决嫁给一个丑陋的小个子强盗。于是,一部《水浒传》,五个女主角,没一个是美丽的。看来,施耐庵这家伙注定不讨女孩子欢心。


水浒传取材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元朝初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晁盖、吴加亮(吴用)等36人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元朝,元杂剧中还出现了一些水浒故事剧本。


艺术成就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