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

戴名世
  • 姓名:戴名世
  • 别名: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
  • 出生日期:1653
  • 逝世日期:1713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夏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赵熊诏榜进士第二人。 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名世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和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


《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dao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