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至是也大不满意王安石了,遂准他解职,命以使相出判江宁府,不久,改为集禧观使。王安石出居金陵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这且不提。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吴充与王安石为儿女亲家,吴充素不赞成王安石所为,每向神宗奏陈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党附王安石,擢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就是指冯京,所以神宗此时便认冯京为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意想将新法变革一二,自顾才学谫陋,乃奏请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又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颢判武学。程颢自扶沟县入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神宗仍命他还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司马光在洛听得吴充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书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书云: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

  吴充得书,颇想照司马光的意见,请神宗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新法,广开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见。蔡确听得,暗吃一惊,若是罢免了这些新法,引进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没了蛇弄,不能再有饱饭吃,忙向吴充道:”这些新法怎能变更得呢?皇上费了多少勤劳,才得到今日的成绩,我辈好意思请求他废掉吗?而今只有萧规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继往开来的善策。若一更变,便惹万代骂名了!“吴充听了,惧怕起来,不敢采用司马光的建议,仍旧履行新法。因此,王安石虽然罢了相位,新法却是一点也没有变更什么。

  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交通戚里,诚属大不敬,请严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前因论新法不便,谪贬杭州后,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也尝借着吟咏讥讽朝政。摘句如次: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像这一类的诗歌,不胜枚举,原不过诗人一时感触,发为吟咏,并不是真个存着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这个指作苏轼怨谤君父的证据,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处死。神宗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进去问道:“听得现在诏逮苏轼下付台狱,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啦?”

  神宗对答道:“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曹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是呢?有证据么?”神宗对道:“有的。”即把苏轼作的诗歌,像前面摘出的,举诵数首作证。曹太皇太后听了,侧然道:“这个可作证据么?

  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么?

  须知文人制作诗歌,乃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讽刺朝政处,这乃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讽刺的吗?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岂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视他二人的才学,欣慰道:“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诸人之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不可不加熟察!”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吴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上奏替苏轼解辩,神宗遂决意宽贷苏轼。王珪听得神宗要赦苏轼,忙再举苏轼的《咏桧》诗二句入奏。诗句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若不严行谴责,将来把什么儆示后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于此!苏轼这诗,他自咏桧,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苏轼确系不臣,陛下必当重处才是。”神宗怫然道:“卿想使后世讥议朕不能容才么?”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舒亶又奏附马都尉王诜辈,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神宗不听,但从轻发付,谪苏轼为黄州团练使,本州安置;苏辙、王诜连坐削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罚锾而已。一场文字狱,总算因曹太皇太后几句话,未曾小题大做,便轻轻地解决了。

  苏轼奉旨出狱,即赴黄州治所。到了黄州,苏轼还是豪放如昔,常手策行杖,足登芒鞋,与田父野老,徜徉山水,载酒携琴,引朋挟妓,优游取乐。就东坡建筑一小室,满贮图书,作为居住的地方,自号做东坡居士。这所房子,虽系竹篱茅舍,却是精雅绝伦,净几明窗,古香古色。他常到人家饮酒,半夜才归。他的家僮都睡着了,他敲了半日门还是敲不开,便站在门前听听江流的自然音调,停一会再敲。怎见得?有《临江仙》为证。词曰: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此时,还喜欢听人讲鬼,遇到人家没得说了,便道:“你只瞎说一回就是。”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他的职位虽然是在官,而行径却异常浪漫,好像无拘无束的一般;每遇宴集,谈笑终日,一无倦容;间若醉后挥毫,真行参半,闳幽粲落,峻厉绝世。原来他的书法,少时习兰亭,后来又学颜鲁公,所以越加超妙了。当时那些营妓,见他不甚惜墨,争着跑来索题索书,拿回去增光斋壁。因此,苏轼的文名,益加洋溢起来。

  神宗后来也爱他多才,想起用他作史馆修撰,终被王珪等多方阻扰,未果实行,只将他移徙于常州。这是后话。

  神宗在十一年时,改元作元丰,此时已是三年了。忽曹太皇太后违豫,神宗乃与曹太皇太后弟曹佾同进慈寿宫省问病状。坐了一刻,神宗先起告退,意思想使曹太皇太后姐弟略叙私衷。不料神宗刚离座起,还未退出,曹太皇太后遽命曹佾道:“今日许尔进宫,已是偏在姐弟情分上,格外加恩的。尔当知道,此地不是尔得独留的,快随官家一同出去。”曹佾听了,连忙随了神宗出来。原来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许曹佾入宫,也不许他干与国政。今日乃是神宗见得曹太皇太后病势不比往常,固请懿旨,才允许他入宫一面,毕竟不许他久留,可见曹太皇太后遵守宗法,虽属骨肉至亲,丝毫不肯宽假咧!过了两日,曹太皇太后的病益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最后一日,曹太皇太后自知将长辞斯世了,乃命宫女扶起,亲启金匮,取出章奏一束,亲手固封,付与神宗道:“待我死了开看,但只许儿自己明白此中故事,断不可因此罪人!”神宗含泪接收了。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作飞白书,笔势飞动,有游龙行空的气概,写完,钤盖慈寿宫宝,赐与神宗道:“这四个字,就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了,儿善体我的意思吧!”神宗忙跪下接受了,泣对道:“儿臣敬遵懿旨!”曹太皇太后听了,心甚欣慰,即命神宗起来。

  神宗遵命起来,侍立一旁。曹太皇太后乃复卧下。停了一会,忽问宫女道:“今日是什么日时了?”宫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颔首道:“呵!”又自语道:“只此日来,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说毕遂崩。原来这日乃是太祖皇帝大忌日,曹太后死在此日,省得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的麻烦。当下神宗号啕恸哭,宫廷内外,齐放悲声。神宗哭了一会,群臣劝止。神宗乃启开曹太皇太后所授与的密缄观看。神宗阅罢,把它收在怀中,复又放声大恸,经群臣百般劝慰,才渐渐止住。你道曹太皇太后这封密缄里所藏的章奏,是议论的什么事情,神宗看了要这等哀恸?原来不是别的章奏,乃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作皇嗣时,群臣谏阻的章奏,所以神宗看了要这等恸哭。神宗果然遵着曹太皇太后遗命,不追咎这些臣子,只自己感戴曹太皇太后的慈德,尽礼尽孝服丧。

  于是尊谥曹太皇太后做慈圣光献;推恩曹氏,进曹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曹佾及家属等,亦能遵慈圣光献遗志,虽蒙恩宠,无敢不谨的。慈圣光献丧事办毕,不觉又是三年六月了。

  神宗因得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所有官制,多因袭唐朝,不过稍有异同罢了。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两柄,号做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属御史台掌管。至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做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土,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土及学士的名称。这些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而已。

  乃诏中书详定官制,设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办这事。九月,官制议订完毕,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

  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神宗因谓执政道:“新官制将行了,朕的意思,以为新旧两派人物,宜并行引用才好。”指御史大夫道:“这个官职,非用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听了,相顾失色。怎么唤做新旧两派呢?新派就是指维新的一派。这一派,奉王安石为首领,王珪、蔡确对于政治的观念,统是以王安石的政治观念为依归,系属于新派。旧派就是指守旧的一派。这一派,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要。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政治观念与旧派同,都是主张守旧的。世称胡瑗作安定先生,孙复作泰山先生,周敦颐作濂溪先生,邵雍作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诸人已先后死了。因为新旧两派是极不相容的,如果司马光见用,势必连类同升多人,大减新派的势力,且将摇动新派的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确听了神宗说要用司马光,不由得要陡吃一惊。这时吴充已退职,王珪居首相,遂与蔡确商定个计策,荐俞充知庆州,使他上“平西夏策”,引得神宗专心戎事,便不召司马光。神宗乃任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更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不久冯京、薛向并罢去,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忽知庆州俞充上奏,称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西夏主李秉常以河西的地方来归。李秉常的母亲梁氏知道这事,立即把李秉常幽囚着,把李清杀了。这桩事件,我朝应兴兵问罪,此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神宗得奏大喜,即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召集陕西河东五路的兵马,准备伐西夏,而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对。种谔奉召,不敢怠慢,驰驿入朝。神宗问种谔道:“朕将亲征西夏,不知西夏的虚实究属怎样,卿且据实奏与朕知。”种谔这个人,生平最喜夸大口,乃是个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对,真乃问道于盲了。当下种谔便奏答道:“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陛下大兵一去,就马上躧平了西夏,擒捉李秉常回朝了!”这正是:喜功好大终何益,误国只凭一语差。

  要知神宗听了这几句大话,信也不信,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