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

吴敬梓
  • 姓名:吴敬梓
  • 字,号:字敏轩,号粒民
  • 性别:
  • 朝代:清朝
  • 出生地:安徽滁州全椒
  • 出生日期:1701
  • 逝世日期:1754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儒林外史》

生平简介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我国伟大的讽刺文学家。他所处的年代恰逢清康、雍、乾“盛世”,成长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门第,科举世家。


吴敬梓,天资颖异,文章过目辄能背诵。他除精读百家经史典籍外,还广泛涉猎稗官野史、诗词曲赋,因之学识渊博,见解过人,诗文援笔立就。


吴敬梓13岁丧母,14岁随父吴霖起至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任所读书。18岁回滁州应职。雍正元年(1723年)忧愤成疾而终。


故乡岁月


吴敬梓性格豪爽,不匀治生。丧父以后,宗族之间围绕遗产问题解夺不休。吴敬梓愤激之余,不顾礼法,典卖田宅,遇贫即施,寄情风月,挥金如土,不十年,万金遗产挥霍殆尽,一时之间“乡里传为子弟戒”。


吴敬梓在服丧期满以后,也曾几次参加乡试,但都榜上无名。父母的见背,家道的中落,妻奴的亡散,科场的失望,世俗的白眼,对吴区梓的刺激很大,于是动了离乡的念头。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的一天,33岁的吴敬梓怀着“逝将去汝”的满腔激愤,决然离开故乡全椒,移家南京,寓居于秦淮水亭,开始了生活旅途中新的一页。


南京新生活


南京,这个六朝故都,当时为两江总督驻地,交通便利,商贾云信,四方才士争来荟萃。敬梓一到南京,即以自己的瑰琦行结识了一些品学优擅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经济学家、考古学家、诗人、画家、数学家、天文学者等;同时,还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伶工、歌妓等市井奇人,唯独对侯门权贵、富商巨贾以及热衷时文八股的士子不屑一顾。


乾隆元年(1736年)春,安徽巡抚赵国麟接受了江宁巡导唐时琳,安徽学使郑江的辗转推换,在抚院甄试了吴敬梓,发现他才学优良,于是举荐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廷试。官吏“朝夕造请”,促其就道,吴敬梓却称病不赴。


困顿晚年


不赴鸿博,纵情诗酒,生计因而日益困顿,时或靠亲友周济度日,时或靠典衣卖文维生。虽囊无一线,但安之若素。他的先人门生故吏半天下,然而吴敬梓丛不居恩索报,有时断炊数日,也从不去一叩豪门;严冬无炭取暖,就邀约五六知已,乘月色从秦淮水亭绕城堞步行数十里,歌吟呼啸,到天亮时分,入水西门大笑散去,夜夜如此,谓之“暖足”。


越是在困境之中,越能洞察世人的真面目。吴敬梓移家南京后,随着结交面的广泛,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他历经世态炎凉,看透八股,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积十余年之功,终于成书。


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举行征召,众士子迎銮争献诗赋,企求封赏,唯有吴敬梓洞察朝造字征聘之虚伪,竟藏匿家中,企脚高卧,进行回避:足见先生鄙薄功名利实禄,绝意仕途的高尚精神。


乾隆十九年,54岁的吴敬梓,携妻及幼子客居扬州琼花观后土祠。在宁期间,他曾因倡修泰伯祠出卖了祖上最后一点遗产。此时吴敬梓生活更加窘迫,健康状况也日浙恶化。这年十月二十八日薄暮,他访友归来,又吃了一壶酒,不料就寝后,猝然痰壅,不及救治,溘然长逝。其时,吴敬梓一贫如洗,由友人卢见曾出资归葬南京。


二百多年以后,为了纪念这位讽刺大师,人们在他的家乡为吴敬梓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子嗣


吴敬梓长子吴粮,字荀叔,如试举人,官司中书舍人,宁武府同知;能文,通古算,精音韵,并著有《杉亭集》。次子吴蘅叔,一字文熊,号渭川,癸西举人,官司普宁知县,工待。三子无考。


《儒林外史》简介


《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吴敬梓定居南京以后写成的。创作这部小说大约用了近20年时间,直到他49岁时才完成。


吴敬梓对当时官场的黑暗、士人追求功名的丑恶及世俗的浅陋深恶痛绝,于是把满肚子的愤世嫉俗寄托于文学创作中,写成了《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正因为如此,考据家们曾经把书中的人物一一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相比照,推断出书中人物的艺术原型。据考证,书中的“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


曹雪芹写《红楼梦》相似的是,在《儒林外史》中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的身上,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吴敬梓对自己的描述。王冕既是富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奇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吴敬梓把自己比作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


《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把民间口语加以提炼,以朴素、幽默、本色的语言,写科举的腐朽黑暗、腐儒及假名士的庸俗可笑、贪官污吏的刻薄可鄙。《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清晚期小说有很大影响,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均模拟《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它可与意大利的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儒林外史》创作经历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帝、乾隆帝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春帆集》收《怀人诗》十几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全诗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原型问题


评论一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山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梓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草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此文章原载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余杰文集《说还是不说》第六辑下篇之《畸人群像》)


评论二


《儒林外史》所写的,多有当时实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这不只金和跋里一个个的指说过,我们根据有关的资料看,书中的杜少卿确实像作者自己,庄绍光确实像他的朋友程廷祚;书中写了杜少卿和庄绍光谢征辟的事,写了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这也都是当时实有的事。但作者却把这些亲身的阅历(当然经过了很大的加工),也就是当时清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假托为明代的故事;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来作为当时现实的背景,这在作者是怀着苦心的。因为这样办,一则可以规避现实政治,免得触犯忌讳;二则借事影射,可以很好的来攻击现实;三则也寄托了他对亡明故国之思,抒写他的隐痛。这样的假托,有《水浒》、《金瓶梅》的先例可以效法,但他运用得非常现成而且巧妙。


开宗明义第一回,作者就用饱含诗意的笔,写了一个他所悬为士子典范的历史人物王冕;他就王冕的历史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创造为自己理想中最完美的形象,标题明白点出,这是为了“隐括全文”、“敷陈大义”。这一种士子的典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来就被人敬慕的。士子这一阶层居于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按照传统的教导,他们应该替统治者行“仁政”,就是在适当范围内顾念人民利益,重视人民意见,使封建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因此,每当封建统治者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时代,也就是所谓“无道之世”,有些洁身自好的士子就退隐不出,过他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早在春秋时代,就有长沮、桀溺;在魏晋之世,最为人所知的是陶潜。另一种情形,每到有道的君主出来,就亲自到田园、山林或江湖去寻访有名的贤士,诚敬地请他出来辅佐“仁政”,比如“渭水访贤”,周文王请出吕尚来;“三顾茅庐”,刘备请出诸葛亮来,这也都被人传为美谈。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士子讲“出处”、讲“操守”的原则。因此,作者所创造的王冕这个典型,概括了历史上这种高明的贤士的传统精神。但同时又添上了新的特点,因为王冕是外民族统治的元朝人,他的退隐,除了表现反对一般“无道”的封建统治的精神而外,同时又含有反对外民族统治的意义。这一回写推翻元朝、复兴民族的朱洪武,写“大明”建国,都带着明显的称颂口气。作者笔下的王冕对朱洪武本怀着好感,后来从八股取士的制度,看到明朝也不是有道之世,才坚决的逃到会稽山中。


作者用王冕这样一个典型来隐括全书,就形象地把主题思想揭示出来,评量全部人物也就有了明确的准绳或尺度。闲斋老人序里所归纳的四类人物,只有那不要功名富贵的最后一类,才是“品地最上一层”,才是“中流砥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满清的黑暗政治,不受满清外族统治的利用;而另外那些占绝大多数的三类人物之所以可怜可笑,主要就因为他们忘了这个大道理。


书中揭露现实政治吏治黑暗之处,也都是对于满清统治的攻击。最露骨的是第四十回极写萧云仙的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一句奖励话,反倒被兵部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勒限严予追比,结果赔了七千两,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少三百两银子,仍被地方官紧追,后来沾了平少保的光,才不了了之。同样,第四十三回写汤镇台为顾全朝廷体统,积极主张兴师征苗,这事得到总督的支持,汤镇台野羊塘大胜,忠勇谋略都了不起,可是具了本奏进京去,却奉上谕指为“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汤镇台只好叹了一口气,收拾打点回家。我们知道康熙、雍正和乾隆各朝屡次攻略边疆,尤其雍正朝,有功勋的将领总被猜忌、受惩处,岳锺琪革职多次,年羹尧以征西功高受灭门之戮。所以这里对现实政治的讥弹意味是很明显的。全书一贯憎恶做官,对做官的有种种辛辣的讽刺,王冕的母亲说:“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蘧太守认为儿子亡化,晚景凄怆,“仔细想来,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做官这样可憎,热中功名那么好笑,所以书中一贯地单只颂扬孝悌之道,而且极力用了最美好的感情来写尽孝;这是以尽孝来否定尽忠,也就是说,作者根本否定了“尽忠”这回事。另外作者还一贯地表露一种态度,就是对于“旧家”和老年人总怀着好感,而对于暴发户和青年新贵总表示憎恶鄙视,给以嘲笑与挖苦。这不能单纯了解为守旧或落后意识。因为在作者的时代,凡是“旧家”总在明代就发达起来的,凡老年人总是明代的遗民,在作者眼里他们总保有较为淳厚笃实的家风和性格;而暴发户和新贵,都是在满清统治下才飞黄腾达的,他们一得意,就忘了根本,带上满身奴才相和市侩气味了。书中反映的整个社会风气,也有江河日下之势,作者对这一发展趋向,寄予了无限忧愤悲慨之情。这都是作者主观的印象,也是客观真实的反映。因为在外族黑暗统治下,对社会人心所起的腐蚀作用总是特别严重的。


以上说的各点,都表露了作者对满清政权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虽然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穿在主题,弥漫在全书,不一定枝枝节节在某一处。因为士大夫的堕落,社会的败坏,政治的黑暗和满清的外族统治分不开;人民与封建统治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是一回事。鲁迅说《儒林外史》的描写,“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看来作者的“微词”和“狙击”,最终都指向了满清罪恶黑暗的统治。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1、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所以讽刺即是写实。吴敬梓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是他的讽刺艺术的生命。《儒林外史》所写的人与事不止具有严格的真实性,而且也是平凡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日常普遍存在着的。不过这些日常生活现象,在别人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好象认为应该如此,理所当然似的。但作者则从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出发,以其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感觉,随时随处地认识和强烈地感到那可笑、可鄙与可憎,这对他,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他以艺术的笔,善意地写出来,希望“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


闲斋老人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又说本书所以名为“外史”,是表示不自居于“正史”之列的意思。作者在书中所表现的态度,正是我们中国古代史家的一种高明的传统态度。在我国古代史家所要求采取的实即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要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力求客观真实。不但不容许无中生有或凭空臆造,而且力求“不虚美”、“不掩善”,即不容许以主观去任意改动客观真实。认为国家大事的得失成败,如日月之蚀,绝不是“饰词矫说”所可掩蔽的。所以要求做到“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但又绝不是置身事外,无是无非的客观主态度。即在记载中,在处理上,要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有一定的褒贬倾向。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经》说:“寓褒贬,别善恶”。“史”的目的就是分别善恶,有褒有贬,使后人借鉴。但这种别善恶,有褒贬,要能“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对于所拥护爱戴的方面,不掩盖掩蔽其缺失;对于所反对的方面,也不抹杀其优长。这就是,排除主观偏见成分,而将客观真实显示出来,让它本身去作褒贬。因为客观真实本身有善恶,有是否;史家要能发现它,掌握它,把它显示出来给人看。我国古代史家所讲究的这种态度,实是一种努力追求与坚持真理的合乎科学原则的态度;而这,在写作上也就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就生根在这种严肃的现实主义上面。他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光大。


比如,书中写了几个正面人物,主要只是肯定他们不同于世俗、不热中功名富贵这一点。他们轻视功名富贵,所以心怀冲淡,为人笃实,有真性情,有真见解,有真信念。他们一个个是活的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而不是一些善的概念或标本。他们都生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因此,也就不能完美无缺。比如被称为“真儒”的虞育德,就不是没有可疵议之处。他把家乡房子给表侄汤相公住,表侄拆卖了,又到南京来找他要银子租屋住;他说拆卖房子是应该的,要的银子也照给。这就是只顾自己讲厚德或恕道,实际鼓励别人作坏。一个监生犯了赌博,送给他惩处,他却留在书房里天天一桌吃饭,大加优待,还替他向上面辩白。学生考文作弊,把夹带误夹在卷子里,交到他手里,他赶快悄悄还给那学生,发案之后,这学生考列二等,跑来谢他,他坚决不承认有这事。这样一些作法,当然都有他的不同于世俗——尤其反对功名富贵制度的高明之处,但既然如此,他何必做这国子监的学官?这实在是一个为社会风气反激出来的迂而无当的滥好人。又比如杜少卿,这是作者取他自己为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他在家乡相与臧荼和张俊民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他骂臧荼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但仍和他们做亲密朋友,大把的拿钱帮助他们。所以娄老爹批评他“贤否不明”;这是十足的旧家大少爷脾气。余大先生,在书中也是作为有品行的君子来处理的,但他到无为州去打秋风,受贿赂,闹出一场官司。凤四老爹是个义侠,却在秦中书家作宾客,为冒官的万中书大卖气力,这样的“侠”和“义”,也未免无聊的很。从这些处理上,我们很难说对这些正面人物就毫无挖苦的意思。但他们在主要方面,毕竟还是应该被肯定的典型。这些正面人物并不使今日的我们读着觉得讨厌,起反感,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这就是作者的“爱而知其丑”的态度。


同样,书中对于否定人物,主要也只嘲笑他们热中功名富贵,醉心八股时文,此外决不一笔抹煞。而且对他们也不苛求,许多被挖苦的很没品行的人物,都让他们参加了祭祀泰伯祠的典礼,担任着职位;其中如辛东之、金寓刘等性格有些恶劣,如储信、伊昭等很庸俗,景本蕙、臧荼等很无聊。但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功名上不得意,都不是富贵中人;参加泰伯祠祭典的,没有一个飞黄腾达的人物。书中对一些高官厚禄、享有富贵的上层人物讽刺得最辛辣,最不留情,如对高翰林、秦中书和施御史等;那是因为这种人确是那副嘴脸,我们只觉写的新鲜活跳,入木三分。但书中也并不一味否定做官的,比如向太守对鲍文卿的厚挚之情,李给谏对匡超人的提携之力,都写得真切动人。这就是作者的“憎而知其善”的态度(这里也只是指出他处理人物的态度的特点,至于这种态度是否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那是另一问题,这里不谈)。


鲁迅所说作者“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更重要的应当是在“慼而能谐,婉而多讽”这一特点方面。就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决不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他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这就使我们在阅读中,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与可憎,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处境很惨,十分可怜;我们忍不住要笑,但同时又不禁皱起眉头,沉下了心,觉得难过。因为书中揭露得很明显,不是这些人本身不可救药,而是他们的思想性格里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罪恶。作者好象坚决地相信:人多是些好人,比如匡超人、马二先生、王玉辉等等,他们只是受了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本性,陷入这样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地步。这就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描写中,深刻地揭露了那政治与社会的本质;从对于人物的嘲笑中,有力地攻击了统治者与社会制度。作者热爱着民族,热爱着祖国,热爱着人群,但是痛恨满清的罪恶统治,痛恨腐朽的社会制度。他清楚地指告给读者,要对那罪恶统治抗拒,要和那腐朽制度隔离,要站得远远的,保持自己善良纯朴的品质,清新自由的合乎真理与人情的思想。书中对于士子的堕落与愚妄,对于社会的恶劣与庸俗,对于政治的黑暗与窳败,都通过人物描写,作了无情的深刻的暴露和有力的鞭挞,但同时,他又对自己的民族、祖国与人群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认为我国先代所遗光辉传统和精神财富无比深厚,不可摧毁,世道人心可以变得好起来,一切的丑恶和耻辱都可以洗刷干净。因此他虽然身处日益沉沦的黑暗现实之中,但决不悲观,决不沮丧。他似饥若渴地热望着未来的光明,似饥若渴地寻求着那种继承了过去传统和显示着未来光明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表现在人性的尊严上面,表现在对于真理正义的思想的坚持上面,表现在对于生活和创造的执着与热爱上面。但是显然的,他已经渐渐不能在士子们——无论富贵的或贫贱的——社会里发现这种可贵的力量,因之他也渐渐不能再把对于未来光明的希望寄托在士子阶层了。在最后“添四客”、“弹一曲”一回的开端,他以黯然之情综括地叙明了这一点,而后,写了四个特立独行、有品格有信念的狂狷人物:一个“自小儿无家无业,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的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卖火纸筒的棋手王太;一个家道破落后,沦为开茶馆的,会画画,喜读书的老人盖宽;一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做诗”的,做裁缝的荆元。他在自己所接触到的生活范围里面,欣慰地发现所寻求的那种显示未来光明的力量,是存在于市井下层社会里面了。


吴敬梓的爱国主义是热烈深沉的,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是严肃的、高度的,因此,他的讽刺艺术也是无比深刻的。他总是从日常生活现象的体察之中,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透入人物内心的深微之处,总是从一些似乎是漫不经意的淡淡几笔描写中,饱满深刻地托露出发展的必然。比如周进游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他为什么这么伤心?在第二回中,一直抓紧了写这一点。当周进未出面时,先就为他布置好了那个利欲熏心、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应该怎样?枚玖怎样挖苦他、凌辱他?王举人的言谈与生活势派怎样威胁着、压迫着他?他又怎样连一个每年十二两银子束修的馆也丢了,不得不受姊丈的照顾,跟着去做记帐的: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悲苦、屈辱和绝望之情;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从前以往、一直多年以来他是怎样生活过来的。这样,一旦进了号,看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去,直僵僵不省人事,就成为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发展焦点了;而这,是怎样准确与透彻地暴露了功名富贵制度的罪恶本质?范进为什么中举发了疯?因为他考到老,时时热切盼望这一日,但又从来没料到真会有这一日,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的长久郁结之情顿时大开,使他的神经不能承受;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但写来丝丝入扣,笔笔深彻,毫无一点臆造或走样。这时与他的性格有相同之点的他的老太太却还不会受到什么刺激,因为她是一个贫家的妇女,她根本不了解中了举人有怎样的实际意义。但等到知道细瓷碗盏、银镶杯箸以及奴仆房屋都是自己家的,这对她就具体的很了,于是大笑一声,也不省人事了。匡超人是怎样一个纯良勤谨的贫家少年,他是怎样一步步成为那种恶劣无耻的人的?他的性格中本来有聪明乖巧这种特点,他的处境使他要向上爬,他有向上爬的条件,并且得到那些际遇,于是他就自然而然那样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描写,都是真实而有深刻,不肯有一点点苟且,有一丝模糊和差讹。唯其如此,书中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生活现实、其内部蕴藏都可惊地深厚,足够我们作步步深入的体会与发掘。我们常听人说,读《儒林外史》象吃橄榄,初上来似乎淡而无味,但愈是咀嚼,愈觉得味道淳厚隽永。这并不是神秘不可理解的,反映生活真实愈深刻丰富,就愈令人有咀嚼不尽的味道,而其动人之力也就愈大。


但有几回却不是如此。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及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这些片段,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实际生活经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牟的。其次,在这几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如三十九回郭孝子劝萧云仙不要作侠客,说“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乱民。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将来到疆场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长兄年力鼎盛,万不可蹉跎自误……”萧云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拔云见日,感激不尽”。后来父亲萧昊轩吩咐他投效平少保去打松潘,也说:“……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正是男子汉发奋有为之时”。这样再三宣扬“报效朝廷”、“替朝廷效力”、“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和全书精神、作者思想完全违背。若说是讽刺,全书中从没有这样蠢笨的讽刺;而且这些明明都是正面话,说话的也都是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的。尤其郭孝子,前面三十七回里的郭孝子是个反对统治者的狷介人物。武书要他去找虞老师,他说,“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见那国子监的官府?”以后武书提及杜少卿,他说:“杜少卿?可是那天长不应征辟的豪杰么?”又说“这人我倒要会他”。我们知道,郭孝子的父亲就是“曾在江西做官,降过宁王,所以逃窜在外的”王惠。他隐姓埋名称作郭孝子。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忽然替朝廷宣扬起来?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我们知道,现在最流行的五十六回本,除最末一回已公认是后人所加,还有五十五回。但程晋芳作的傅和《全椒志》都说原书只有五十回。上面提出的几段(不是整回),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


2、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从对现实的处理方面看,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若从表现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则可称为“史笔”。


《晋书》有“皮里阳秋”一语,意思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这和“寓褒贬”意思相同。后人所说“皮里阳秋”的笔法,其实即是春秋笔法。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同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教所讲“温柔敦厚”、“主文谲谏”、“风人之旨”、“讽谕之义”等说法,那基本精神和史笔是一致的。过去作诗为文,讲“蕴藉”、“含蓄”,讲“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到笔不到”;戒直言,戒浅露:是我国文学在表现上的传统准则。


所谓“寓褒贬”,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意见或思想寄寓在客观真实的具体形象里面传达给读者;因为表现出来的形象的特征,是经过作者挑选揉合的,即是,经过作者按照客观真实的本质和法则而概括、集中,而安排与处理的。在这里,作者的主观之见,不应该违背客观真实,而必须尽可能做到统一于或服从于客观真实——在这个前提之下,作者的看法,尤不容简单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必须通过具体形象的本身和盘托出来。我国传统的这种所谓“史笔”,实是很高的现实主义手法。


《儒林外史》在表现上,就是用的这种“史笔”,或“皮里阳秋”的手法。上段说作者体察现实的深度,我们随手举出一些例子作了粗浅的说明,这些例子同时也好说明他的艺术手法的特色。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发迹,在全部描写中,都通过具体逼真的形象,表现了丰富深刻的思想,传达了明确的正义观点(这种思想与观点,是作者从爱国主义出发,由对生活现实的深入体察得来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褒贬什么,但那种形象却无处不含有巨大力量的褒贬。这种地方很不容易说明;简单地说,我们在阅读时,不可忽略下述三点:


第一,书中所写每一场合的形象的本身,哪怕是轻描淡写的几笔,一般都蕴藏丰富深厚,我们阅读时不可从表面滑过。这一点,我想这里无须赘说。


第二,必须从各个场合形象的关联上、发展上来作体会和了解。比如周进在薛家集教馆时,村上人怎样看待他,尤其梅玖对他怎样态度,说了什么;后来周进做了学道,村上人怎样看待他,梅玖怎样看待他。范进未中举时,胡屠户怎样看待他,对他讲了些什么;后来范进中了举,又怎样态度,讲了些什么。这些,都要前后关联起来看看,想想,不能看到后面丢了前面。又比如第四回严贡生和范进、张静斋见面,自吹汤知县如何特别赏识他(那说法揭露得很深广);又自称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占人便宜(他特别表白这点的用意),所以很蒙父母官相爱(这些自吹与表白之点,以及特意对此时的范、张二人说的用心,都当关连起来寻求其意味);随后小厮来告讨猪之事,他和小厮几句对话的情状;后来汤知县接受王小二和黄梦统喊冤所诉之事,以及汤知县实际对他的观感:这些都是前后对照着写严贡生的恶劣无耻的。同样,对于张静斋,在胡屠户、在那僧官、在汤知县各人心目中的印象,以及他与众光棍、与范进、与汤知县的关系和对他们所发生的影响:这些,各方面也都关连着,逐步深入地写出张静斋的为人和作风的。这是就大处说。有许多细节,也不可忽略。比如对于周进,写他在薛家集教馆,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送他到观音庵歇宿;以后领来七长八短几个孩子;晚间拆看各家贽见;平日孩子淘气,他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导;天暖,他午间出来看河道春日风光,雨中见王举人船到;直写到王举人吃什么,他吃什么;次日,王举人走了,他如何扫地:凡这些细小节目,也都当连到他游贡院头撞号板的事上来看,才能了解周进精神内心的具体情状及其发展。


第三,还必须就各个场合的形象以外去寻求那所暗示的。这就是所谓“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所谓“事溢于句外”,或所谓“神余象表”。比如,前面提过,周进从前以往,一直来的经历、遭遇,所受辛酸、悲苦,以及内心生活,书中都未提及,但读者从他到薛家集后的描述里,这些都可推知;他的头撞号板,不省人事,是多年长久以来所积屈抑之情的总爆发,决不是到薛家集后短短一年中的那些事情刺激出来的:举此一端,我们就知道书中关于周进的一些有限的描写,暗示了多少深厚丰富的东西。又比如第六回写严监生死后,严贡生由省回来,赵氏请王德和王仁两位舅爷陪着他在书房摆饭,席上谈话,两方唇枪舌剑,互相诋毁;说的都是考文章之类不相干的事,并无一语提及严监生的财产:我们应该知道,这时他们之间,心理意识中都横梗着一个财产的问题;正是为了孤儿寡妇的财产,他们才那样勾心斗角,嫉忌之情形于言色。书中没有明写这一要点。但是这一点,从前后许多描写里已经充分暗示出来,实在用不着再画蛇添足。又比如严监生之死,究竟为什么致死的?书中未明写(难道是为悼念已死的王氏,悲痛过度所致么?实在不是)。我们知道他吝啬到临死连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也觉得费了油,不能断气。但是他为王氏丧事,被逼着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为扶正赵氏,不得不大封大封的银子拿出来送给二位舅爷,还不时要送给他们新米、冬菜、火腿和鸡鸭小菜;又花钱请三党亲戚,一次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两位舅爷的为人他极清楚,他们的欲壑难填;只依仗舅爷的力量,明摆着还不成,另外那不在家的老大还得准备花更多的钱来作无止境的笼络,他已经为他的官司贴了不少银子了。他是个胆小怕事,心性懦弱,而拥有很大财产的守财奴,处在这样一种众多强横亲戚觊觎侵夺的形势里面,他的内心精神应该是何状态?在此处境中他无法自拔,只有不时哽咽哭泣;后来感觉心口疼痛,每晚算帐到三更,渐渐饮食少进,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儿子小,无人可托,少不得在一日自己料理一日;渐至卧床不起,还想着田租,打发仆人去,又不放心。“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于是二位舅爷又来辞行去省里乡试,他又不得不拿出几封银子送给他们“添着做恭喜的盘费”。象这样,这个守财奴的思想性格、精神内心、具体处境连同得病致死的原由和过程,都无比深微地托出来了。


但书中也有几处不是这种“皮里阳秋”的写法。四十四回至四十七回,写到五河县风俗人心的地方,就有几处作者禁不住出面发议论,把自己的观点直接拿了出来。“其风俗恶如此”,“总是这般见识”,“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生在这恶俗地方”等等,都是直接骂出来,而后再写具体的人和事。这几处的写法,在全书里是很特殊的。


上面所说“皮里阳秋”的史笔,最主要的特点是“概括”和“简约”。这里还应该特别提出来说一说。我国传统的史笔,极其讲究“概括”、“集中”的手法,以及行文造语的简约凝练。所谓“略小存大”、“举重明轻”,所谓“疏而不遗,俭而无阙”、“文如阔略,语实周赡”,所谓“一言而巨细咸该”,“词约事丰,神余象表”,“文虽简略,理皆要害”等等说法,都是讲如何不浪费笔墨,用最简单的语言,表现最深刻丰富的内容;如何将生活现象精工提炼,如何抓住最特征的东西,表现那最有深刻意义的内在本质(这里只是指出我国古代的史学与文学在手法上有其基本相同之点,至于具体运用,并不是毫无出入)。高尔基说契诃夫的短篇都是一个个的小瓶子,里面装着精炼过的无比浓烈的酒精;苏联叶尔米洛夫称契诃夫的作品为“现实主义的提高”。这些评语,用在《儒林外史》的描写,同样很恰当。


许多精彩的情节应该首先注意:周进头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范举人吃虾肉圆子,严监生伸着二指不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娄公子捐金访杨执中,侠客虚设人头会,牛浦郎发阴私被打,王太太嫁鲍后下厨,徽州府烈女殉夫,来宾楼灯花惊梦……数不完的这些情节,都给我们深刻不忘的印象,我们可以随口谈出来;它们也使人爱好,使人欢喜谈。那特色,是在于它们集中地、准确地揭露了矛盾,鲜明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特征地、深刻地反映了政治与社会的内在本质;因此这些情节思想性和艺术性两皆高强。这决不是单纯的材料或手法问题,而必须有赖于正义的爱国主义观点,有赖于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因为这些都从生活现象中精炼出来,是现实的最大概括和最高集中。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等而下之的如《黑幕大观》之类小说,只是简单地追求新奇情节,就不能成为很好的艺术。


书中的对话和神情动作的描写,看去很自然,很生动逼真,但也尽了集中与提炼的能事。尤其是对话,多是声态并作,活灵活现,深入隐微地揭出思想性格及精神内心的特点,差不多每一处都值得仔细寻味。这在上面的举例里已经见出梗概。这里不妨任便再举几处。比如第六回严大闹船家,硬把云片糕说成珍贵的药,一口一个官,要写帖子送他们到汤老爷衙里打板子。这番话里有一要点,是威吓为主,胡赖为次。因为这谎太离奇,讹不住人家。在那声口语气里,严大的恶劣无耻,活现纸上。接着几个搬行李的脚夫上船劝解,说了一段话,表面是责备船家不是,骨子里却句句揭穿严大的无赖,为受屈的船家开脱。在那声口语气里,被压迫者雪亮的眼光,善良的品质,正义的心肠,无可奈何的抗议,和对于严大与官府的鄙视敌视之情等等,都可以具体感受出来。二十三回牛浦郎和子午宫道士谈话,牛浦郎道:……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那董老爷好不好客!记得我起初到他那里时候,才送了帖子进去,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我不曾坐轿,却骑的是个驴。我要下驴,差人不肯,两个牵了我的驴头,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阁上,走的地板各登各登的一路响。董老爷已开了宅门,自己迎了出来,同我手搀着手,走了进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辞他出来,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骑上了驴,口里说道:“你别处若是得意就罢了;若不得意,再来寻我。”这样人真是难得,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


这番话,牛浦郎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的微妙处都勾了出来。他的吹牛,并不是漫天扯谎,而是根据实有的关系,运用他所能有的想象力编排出来,努力要说得适合自己身份,避免过火;努力要说得活现、确实,象真有过的事。这里面表现了他有限的见识和经验,他说的很幼稚可笑;但又表现了他的不平常的小聪明或“才气”;同时又表现了他心的深处的热切诚挚的愿望,他的扯谎吹牛,不仅为抬高自己,以博对方重视,更重要的是对目前处境不甘,对牛玉圃怀着反感,他象说着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带着无限自我陶醉和不胜神往的意味。这种地方,我们读着,不能不在要笑的同时,又骤然感到心里沉重起来。


书中描写人物主要用对话,有时也写些神态动作,总是从生动传神的形象里勾画出内在的特征的东西。四十五回余敷、余殷兄弟在宴席上验土谈风水,写了他们许多动作,那种毫无定见,毫无把握,而又故作神秘,自欺欺人的神气活现在我们眼前。五十三回陈四老爷到来宾楼妓女聘娘处,虔婆和邹泰来等满心艳羡地谈了一番国公府里像神话似的阔绰,而后陈四老爷到聘娘房里,聘娘递了茶,款待着并肩坐下——聘娘拿大红汗巾搭在四老爷膝盖上,问道:“四老爷,你既同国公府里是亲戚,你几时才做官?……”


聘娘一片痴心想做官太太,全神倾注地沉醉在自己幻想的柔情里,那心情意绪被这简单的几笔描画入骨。作者的嘲笑与怜悯,也整个儿传达给了我们读者。


全书一般都写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有许多生活细节,好象写得过于琐屑,但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其内心深微处,正从这些描写与刻画里透露出来。第十四回后半写马二先生游西湖,细写他东跑西走,吃吃喝喝,硬是要游名胜,对眼前风物却毫无领会,那迂腐诚笃的内心就这样描绘出来。十八回后半写胡三公子与景兰江等雅集,拿着所凑的份子到街上买酒饭,二十一回后半写牛、卜二老为牛浦郎成亲,都是从极琐细的生活节目,写出难于捕捉的特征。二十八回写诸葛天申——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甚么东西?好象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蛰,说道:“这迸脆的是甚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迸脆的来吃吃。”


这写得好象毫无意义。但试想想,就是这样一个香肠海蛰都不认识的老好人,有了二三百两银子,却不肯在家好好过日子,一心带着钱到南京来,诚诚恳恳要找“名士”选刻一部八股文章,带上自己的名,“以附骥尾”,硬把钱给穷极无聊的萧金铉和季恬逸等吃个光,我们难道不觉得可笑,又为之惨然么?